北捷隨機攻擊事件，不只是一起公共安全失靈的悲劇，更是一面照妖鏡，映照出台灣社會在面對極端暴力時的矛盾心態；一邊高喊理性、包容、修復，另一邊卻對最基本的正義執行猶豫閃躲，甚至退縮失語。

57歲的余家昶，在生死瞬間挺身而出，阻擋凶嫌避免更多人倒下，卻為此付出生命。他的行為是赤裸裸的公共犧牲。凶嫌隨後輕生，法律來不及制裁，憤怒也失去了指向。於是，社會情緒開始無處安放，轉而尋找替代出口，家屬、背景、成長史，成為集體究責的投射對象。

就在此時，余家昶八十多歲的母親站了出來。她說，事情是兒子做的，與其父母無關。她拒絕讓悲傷滑向獵巫，拒絕讓正義墮落為情緒清算。這份理性，震住了喧囂，也暫時安撫了社會不安的情緒。

4死當中有無辜路人、凶嫌也有見義勇為的英雄。不少民眾獻花悼念，有人發現張嫌的哥哥也在北車M7處送上卡片及花朵，除了悼念捨身救人的余家昶，也特地向余媽媽致敬。卡片寫著，即使可能被認為是作秀、演戲，甚至脫罪或乞求原諒之詞，仍北上送來卡片傳遞心意，他感謝余媽媽的大愛與包容，並謝謝她將英雄余家昶先生帶來世上。

余媽媽展現大愛，並不是替暴力開脫。她沒有否認痛苦，也沒有淡化傷害，只是拒絕把悲傷轉化為對另一對無辜父母的指控。當兇嫌的父母在鏡頭前下跪道歉，社會很容易將憤怒投射到他們身上，彷彿只要找到可以承受譴責的對象，悲劇就能獲得出口。

重點是如何遏止這樣的悲劇？我們必須反省、提問，刑罰的存在價值？當個人選擇以極端暴力奪取他人生命，國家能不能，替無辜者完成最後的正義？

近年來，台灣在重大刑案後，總是快速滑入一種「情緒治理的錯位」。一方面，社會對暴力高度震驚，民意明確顯示，約八成民眾反對廢除死刑；另一方面，制度卻設下層層關卡，讓死刑長期停留在紙上作業，行政權以程序、釋憲、國際壓力為名，實質凍結執行，形成一種弔詭現象：對死刑犯體恤，對家屬卻極度冷漠。

這不是文明的進步，而是責任的失位。死刑從來不是情緒性的復仇工具，而是國家在極端情況下，對「不可逆暴力」所劃下的最後紅線。當制度不執行、不說清楚、不負責任地拖延，只會讓社會的憤怒轉為游離狀態，最終溢流到無辜的家屬、社群與輿論。這正是為什麼，每起重大刑案後，網路必然出現失控的道德審判。

心理健康支持、社會安全網、公共空間防護，當然都是必要改革，但這些是「預防系統」，不是「事後替代品」。預防失靈後，刑罰仍必須站得住腳。否則，社會只會反覆陷入同一個循環；悲劇發生、情緒爆炸、錯誤究責、制度閃避，然後等待下一次更劇烈的衝擊。

余家昶的行為，值得被制度性記憶。協助入祀忠烈祠，不只是象徵榮耀，而是清楚宣告：挺身而出，是公共價值；保護他人，是社會共識。而與此同時，對極端暴力者的刑罰執行，也必須同樣清楚、不曖昧、不討好。

余媽媽在極痛之中選擇理性，是崇高的修養，但寬諒若被誤用為制度鬆手的理由，那將是對英雄、也是對社會的二次傷害。

悲劇無法被抹去，但制度可以選擇是否清醒。更多理性，意味著更清楚的界線；更多包容，前提是更堅定的正義。這不是鄉愿，而是避免下一個余家昶倒下之前，社會必須補上的那一道防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