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尹／自由撰稿人
台灣的貨物稅制度早在2002年就被行政院財改會點名「應分階段取消」，但23年過去了，這項過時的稅制仍然安然無恙。這不是因為技術無法調整，也不是社會沒有聲音，而是政府部門陷入一場集體心理防衛戰，讓改革遲遲無法啟動。從心理學角度來看，這場「不改革的堅持」背後其實有跡可循：
一、認知失調與自我合理化：不願面對早該改的現實
對財政部來說，若現在承認貨物稅該改，就是間接承認過去20年來的「不作為」或「錯誤」。這會引起認知失調（Cognitive Dissonance），進而啟動一連串自我安慰與合理化的防衛機制。
於是我們聽見了這些熟悉的說法：「我們不是不改，只是還要研究」；「已有節能電器退稅措施」；「稅收是國家財源，不能輕易放掉」。這些話語的重點不是要解決問題，而是讓自己心安，進而延續現狀，避免承擔改革所帶來的風險與羞辱。
二、既得利益防衛心理：放手等於失權
每年超過1500億元的貨物稅收入，對財政部內部而言，是一頭穩定產蛋的金雞母。根據行為經濟學中的「損失趨避」（loss aversion），人們對失去的痛苦感受，遠大於對於獲得的喜悅。
與其冒險推動改革、重構稅制，官僚體系更傾向守住現有稅源，就算這稅制不合時宜、對產業發展有害，也不願冒失控風險。這是一種典型的體制性防衛行為：寧可挨罵，也不要出事。
三、沉沒成本謬誤：已經投入太多，不想推倒重來
貨物稅制度已行之多年，擁有完整的法令、徵收機制與行政人力，這讓政策執行者產生心理錯覺：「舊系統雖然不理想，但至少還能用」。
這正是「沉沒成本謬誤」的典型：因為已經投資太多，就不願捨棄，哪怕未來成本更高。更甚者，還試圖將貨物稅包裝成「綠色政策」的一環，將過時制度貼上環保標籤，掩飾其不合理性。
四、政治短視與責任轉移：最好別改，等別人叫我們改
立委郭國文一句「不要等川普叫你改」，其實道出一種政治心理：改革不是為了解決問題，而是為了應付壓力。當國內壓力不夠強、改革對政績加分有限，政治人物和官員往往選擇拖延，直到有外部壓力（如國際貿易談判）來敲門，才不得不動。甚至有官員坦言：「要保留貨物稅當作談判籌碼」，這等於明示：我們不想改，但若美國逼我們，那就另當別論。
五、對民眾痛苦的情緒切割：數字治理，無視人感
貨物稅導致車價暴增，一輛100萬元的車，最終加上貨物稅與營業稅後，可能售價高達154至164萬。這對中產階級與青年族群來說，是沉重壓力。
然而，財政部官員生活穩定、與民間脫節，早已無法感受到庶民生活的焦慮。他們看到的是報表、數字、財政缺口，而不是家庭的掙扎與世代的不公。這是一種情緒切割（emotional detachment），讓官員對不公平制度缺乏改變的動機。
綜上所述，這些心理防衛機制盤根錯節，讓改革寸步難行。若我們期待稅制更合理、產業更有競爭力，關鍵不只在於制度設計，更在於如何突破集體的心理障礙。當民意壓力、國際條件與政治勇氣三者並行，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啟動，而不是再多等二十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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